陈明达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

陈明达老师

文|陈春生

【作者简介】

陈春生，网名石源河人，雨中行者。男，湖北罗田人，九江学院副校长，博士、江西省二级教授、赣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世界文学、中外文化交流史、高等教育管理。出版专著多部。

我一直以为，陈明达老师的悲剧性人生源自于1957年那场人所共知的“阳谋”。

本来他即将从华师毕业，前途光明，因为说了几句真话，被打成右派，放逐沙洋农场劳动改造，一呆就是20多年。等社会生活趋于正常，安置进湖师时，他孑然一身，青春、爱情、事业全没有了。

  陈老师在中文系图书室当资料员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报纸，图书借阅登记。那时节，中文系老师不多，来借书的更少，工作闲适而冷清。而陈老师就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呆到退休。

    我猜想，陈老师愿意选择这个冷清的岗位，可能和他热衷文学创作有关：和书为邻、有大块时间、安静悠闲，这正是创作所必须的条件。

我毕业留校不久很快就和陈老师混熟了。

1984年的一个夏夜，气温很高，他穿着短裤背心跑到我寝室，找我聊天，谈外国文学。他特别熟悉俄罗斯作家，从普希金到列夫·托尔斯泰，从高尔基到肖洛霍夫，如数家珍，一些经典的句子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，说到高兴处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这让我肃然起敬。二个多小时过去，我已经哈欠连连，他却没有停下的意思，“我去小便一下，马上再过来”，他兴致勃勃地说。

我暂住的学生宿舍在覆盆山半坡上，从宿舍到厕所要下三层楼，再走一段长长的路，而他就住在离厕所不远的二层楼里。我没有耐心等他回来再继续闲聊，就说，“陈老师，明天再聊吧，今天太累啦”。他这才意识到很晚，似乎有未尽兴的失望。

正是这次聊天，我知道陈明达老师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，他写小说，剧本，还写诗歌，多头并进，充满激情。以后多次看他急匆匆地走在校园路上，只要谈他的创作，就感觉他即将如同一匹黑马闯进文坛，因为某出版社在和他约稿，某编剧正在和他谈戏剧构思。但好几年过去，也没有见到他的小说、戏剧和诗歌变成铅字，问他，他说，是接洽过程中出了问题。原因是各种各样的，比如他不愿意按照编剧的要求修改，或者说他不想和某位编辑合作，那人鉴赏力有问题。开始我是相信的，但次数多了，我便有点怀疑，不会每次都如此不顺吧？

好几次，我去资料室，看到编辑部给他的退稿信，而且一退好多封，我甚至偷偷读到他的退稿小说，写的是当代大学生的爱情生活，我刚大学毕业，对大学生活还是熟悉的，感觉陈老师写的与当下大学生的实际生活相隔遥远，文笔也没有什么特色。

陈老师尽管是右派，但他对当时的创作论深信不疑，他觉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，要想成功，就应该到民众中去，和他们打成一片。右派改正不久，陈老师利用暑假，还真的到乡村去过，具体情形如何，不得而知。

中文系的张教授曾带陈老师去过新洲农村老家，但对陈老师在乡下的表现颇不以为然，张教授说，大热天，他来到田间，和农民交流，因为有20年农村的经历，谈到做农活，他自然能谈得来的，但农忙时节，哪个有闲心和他扯闲篇呢，大家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像老农的知识分子。而村民更惊讶于他独特的生活习惯，夏天的晚上，他睡竹床，但方法和别人不一样，先将凉水浇上，然后就着水躺着。一点也不顾及读书人的体面，张老师说，村里人私下议论陈老师，认为他“不是个明白人”，这话往好里说，是不合流俗，往坏里说呢，就是不懂规矩。

有次我到资料室，他跟我谈到他的构思，“我在构思一部电影，开头非常吸引人！”，大概是灵感支配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“一个人急匆匆地行走在街上，前面出现一个黑影，忽然，他掏出枪，啪啪啪。黑影倒地，枪声推出片名，《十字街谋杀案》”。他为这个构思激动不已，灯光、音乐、甚至台词都想好了，但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新意，因为这种表现手法，在当时最糟糕的国产电影都用上，再说，他真的能驾驭侦探小说所需的严密逻辑和丰富的生活吗？

但陈老师对文学创作几近痴迷，每次在资料室见到他，他要么在资料室一排书架后，潜心写作，要么就在资料室踱步，作沉思状。大概看到我对他的创作颇不以为然，跟我谈他的创作就少了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，我还偶尔读过他的一豆腐块小文，题目叫《院长办公室的灯光》，登在《湖北师范学院报》上，内容是院长没日没夜地为学校发展操劳，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很晚才熄灭，一个大学校长，偶尔办公室亮灯，也值得去讴歌？构思老套，文笔谦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了这篇文章后，我为陈老师心酸，20年的右派生涯，已经消磨了他的个性，影响了他看问题的方式。

但必须承认，进入21世纪后，陈老师的写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他文字老辣，有自己的心灵体悟。一些哲理小品文还是写得不错的，有一篇还获得了一个地级市文联征文一等奖。我还特意指出他创作的进步，他也非常高兴。

陈老师有着典型广东人的体貌特征，个子不高，嘴阔唇厚，皮肤黝黑，还有一个蒜头鼻子。他说话中气足，是好听的男中音。摘掉右派帽子后，年纪也大了，要成家不太容易。我留校那阵，他正在和沈家营小学的一位老师谈恋爱，那女子刚离异，带着一个孩子，是男孩，那时候，男孩子十多岁，已经懂事。陈老师怀着巨大的热情，要培养这个孩子，早晨带着孩子跑步，晚上辅导孩子作业，一付严父的样子，但是他忽略了一点，生活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设想而往前走的，刚开始，那位老师很是感激陈老师，但是陈老师不知道继父和父亲还是有差别的，比如，他对孩子的坏习惯大胆批评，对孩子不用心学习毫无保留的呵斥，对孩子不懂规矩，他也制止，结果弄得关系非常紧张，本来陈老师会有自己的孩子的，因为关系紧张，那女老师不愿意为他生育而两次流产。这段婚姻大约只持续三年多时间，后来不得不分手。

离婚后，陈老师认识了一个乡下妇女，还带着两个孩子，只是孩子都是少年了。这个女子非常泼辣，甚至为陈老师的“绯闻”闹到系里来，理由是陈老师和某女生关系暧昧，后来一调查，只不过是陈老师利用业余时间辅导一帮女学生朗诵而已。尽管是冤枉，好面子的陈老师还是有点灰溜溜的。磕磕碰碰地生活几年后，陈老师要离婚，认为妻子骗了他的感情，还骗了他的钱，俗话说，婚姻就是团乱麻，哪有什么欺骗之说呢，即便被妻子骗了，也很难扯清楚，因为从法律角度看，他具有完全责任能力，也负有责任啊。系办公室有位年轻老师，热心助人，很为陈老师抱不平，就牵线帮他请了律师，准备对簿公堂，依据规矩，他得先交2000元的律师费，但办理了委托手续，等律师开始进入工作后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陈老师又反悔了，想要回律师费，律师对他中途毁约很不高兴，他就和妻子一起跑到系里来，状告那位帮他介绍律师的年轻老师，说老师与律师一起合伙欺骗他。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弄得年轻老师很伤心，这事情传出去后，一般人不敢再参合陈老师的事情，因为他真的不是个明白人。

陈老师一直有点特立独行。他一个人生活时，工资收入很可观的，但他不怎么讲究穿着，一年四季就穿着一件蓝色细布外套，样式就是工人工作装，脚上穿着的是解放鞋，下雨天，不打伞，就戴着一顶破草帽，他个子不高，走路永远是低着头，急匆匆地往前赶，80年代，大家都不宽裕，他这种打扮似乎还不怎么另类，到了90年代中期，生活状况好转了，他依然如此，就显得有点和时代不协调了。但他似乎不在意这些，甚至有些不可理喻，大冷的冬天，他还穿着单衣，挺多加一件羊毛衫，脚上还穿着凉鞋，有次我说，为什么不穿暖一点，他说，这样是为了锻炼身体。保持抗寒能力，陈老师不仅不在乎穿戴，吃饭也极节俭，早年，一个人生活时，每天就买点豆腐，青菜，他喜欢吃鱼，常常说鱼煮豆腐营养的好处，当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每天喝牛奶。

陈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锻炼，毅力惊人。每天早晨起得早，一个人，戴着草帽子，穿行在校园的各个角落，他锻炼的方式很奇特，有时候走倒步，有时候快步走，我听说，退休后，他锻炼身体的花样更奇特，每天匍匐在地上，五指支撑着身体，像乌龟一样爬行，还以这种方式攀爬楼梯，同门栋早起的老师被他吓唬得不轻。我离开中文系后，还经常看到他形色匆匆的样子，跟他打招呼，他偶尔还会停下匆忙的脚步，说上两句，退休后，在路上遇上了，他就不怎么理人了。

 2012年，陈老师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，他大概活了七十多岁，一个饱经磨难的人，能享受此等高寿，还是不错的。也许在天国，他不会有孤独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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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剧性的人生，总能让人回味和思索。去年有个别人在报纸上发表高论，为毛发起的反右运动辩护，说那次运动没有杀人。很快另外一些人将右派的悲惨遭遇抖落出来。为了让人们记得那场运动，我将陈老师的故事写出来，相对于那些遭遇更惨的右派，陈老师还是幸运的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能忘记，1957年那场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，给这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，而一场错误的运动，会让整个社会偏离了正常的轨迹。

记住历史教训，是为了今天，让依法治国成为全民的共识。制约公权力，对今天社会的进步是多么重要啊。

2015/2/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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